党岭雪山位于丹巴县边尔乡境内，1935年张国焘制定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失败后，于1936年2月11日，红军主力陆续撤离芦山和宝兴，从懋功、金汤向丹巴集结，按照红四方面军总部发布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由李先念、刘伯承、程世才率领的先头部队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和四方面军直属一部于2月下旬经丹巴革什扎、大桑、边尔，翻越党岭大雪山，于3月1日占领道孚。主力红军在丹巴稍事休整后，也翻越党岭雪山去了道孚、甘孜。总部领导人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洁也先后到丹巴县，向驻防丹巴的董振堂、徐深吉作出有关指示后，于6月翻越党岭雪山去道孚。红三十二军、九军二十七师在懋功以南地区完成掩护主力转移任务后，也经丹巴翻越党岭山去道孚。由于山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在翻越雪山时，有无数红军战士牺牲，红军走后，党岭村苏维埃政府组织人员将红军遗体埋葬在党岭山下，当地人称之为红军坟。 

董振堂，字绍仲，1895年出生于新河县西李家庄，是宁都起义主要领导人。曾获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最高荣誉奖章———红旗勋章，长征中被誉为“铁流后卫”。1936年1月任红五军军长，8月率部参加西路军。1937年1月，董振堂和3000将士在甘肃高台浴血奋战九天九夜，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年仅42岁。毛泽东同志称其为“坚决革命的同志”。董振堂是河北籍参加过长征的最高级别红军将领。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1936年6月，红五军团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得到“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长征中，红五军团在湘江血战和金沙江阻击战中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

1934年11月底，根据中央“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地扑灭尾追之敌”的命令，董振堂率部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残酷的血战。他们掩护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后，第34师包括师长陈树湘、师政委程翠琳以及5000名红军战士全部阵亡。董振堂所率红五军团以惨重的代价为红军渡湘江做出了英勇悲壮的贡献。

1935年4月底，红军渡金沙江时，董振堂率部在防御阵地一直坚守了9天9夜，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保障红军主力渡江的任务。

1935年6月12日，红一军的一军团二师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七十四团在小金达维镇胜利会师，为确保两大主力军会师后侧翼的安全，总部随即派董振堂所在的红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向丹巴挺近，以阻击川康方面的敌人。8月，党中央毛儿盖会议后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1936年6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突破民团防线

一九三五年三月底，红四方面军为了策应党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北上入川，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从苍溪强渡嘉陵江，先后占领川西北一带的北川、松潘、茂县、理番等地。当红四方面军总部得知红一方面军胜利渡过金少江，向大渡河地区挺进的消息后，即派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该军八十八师和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向小金川地区进攻，以扫清这一带的敌人，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六月八日，李先念率领的部队在歼敌1000余人后占领懋功。十二日，红四方面军七十四团在达维镇与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二师四团胜利会师。为保证两大主力军会师后的侧翼安全，总部随即派红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向丹巴挺进，以阻击川康方面的敌人。

早在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向川西北一带挺进时，国民党丹巴县县长兼保安大队大队长周文藻(周楚山)和驻防丹巴的川军刘文辉部之余松林(即余如海旅长)、章镇中(副旅长)旅，为了堵截红军，除直接利用反动民团在丹巴县城附近的长沙坝设防外，还分别派兵在丹巴县城附近的白呷衣山、蒲角顶、宋达、格宗等地驻防。重点扼守着岳扎进入县城的唯一通道-甲楚桥，并将桥板全部拆除，同时，将梭坡进入县城的大渡河船蓬子渡口及船只封锁起来，把船夫赶到县城看押，余如海、章镇中和伪县长周文藻坐镇县城指挥。

六月十四日晨，在丹巴藏民马骏的向导下，红九军二十七师八十一团沿小金川而下，经太平桥、喇嘛寺、半扇门、岳扎突破长沙坝防线，占领三岔河及对面的日坡山，隔大金川与县城守敌对峙。同时，红军一部绕道中路，翻过大寨梁子，占领大渡河东岸的梭坡，与西岸之敌对峙。至此，红八十一团已占领小金区和川口区的中路和梭坡。

强渡大渡河

丹巴五条河流汇集于三岔河，为大渡河的源头，也是丹(巴)懋(功)路的必经之地，离县城约一公里，其上有横跨大金川的甲楚桥(解放后更名为红军桥),是通往县城的主要通道。红军占领三岔河后，计划过甲楚桥进攻县城，但因有敌人的重兵把守，红军未能从甲楚桥进县城，便决定在梭坡渡河，从宋达攻打县城。起初,红军在无渡船的情况下,借用镇布寺的木柜(喇嘛打坐用的坐柜)，翻转当船使用,但因大渡河水流湍急,无法过河，一个木柜不行，又将两个连在一起，当10余名红军战士渡到河中急流处，船又被急流打翻。红军见上述办法不行,便动员当地群众捐木头、绳索、牛皮等,制作了几只木筏和皮船。六月二十二日凌晨，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红军分乘木筏和皮船，从镇布寺下的渡口过河，但遭到来自白呷衣山、蒲角顶、格宗之敌的三面夹击。鏖战四、五小时后,过河的战士只好乘木筏和皮船退回,在返回途中一只木筏被敌人打翻,10余名红军战士不幸牺牲。红军未能攻占县城，就在梭坡、中路、岳扎、半扇门、太平桥等地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和群众组织。红军开始北上后,在丹巴的八十一团奉命于七月中旬撤离丹巴,返回懋功。

红军第一次到丹巴虽然未能攻占县城,但使丹巴人民对红军有了一定的了解，也使国民党反动派更加恐惧，并派出重兵布防于大小金川一带。

一九三五年八月 初,党中央和红军总部到达毛尔盖，中央军委研究敌情后，决定放弃松潘计划,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队,分左路军和右路军，以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和周恩来率领,以毛尔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和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向右路军靠拢,一起北出甘南。红一方面军的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一部组成预备队，由彭德怀率领,掩护中央机关前进。八月二十一日,为打开北上的通道，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右路军同党中央机关穿过草地到达巴西地区。此时,张国焘刚到草地边缘就变了卦，他以各种借口反对北上,要求中央南下,党中央反复做工作,要求他率部北上,但张国焘一意孤行,公然对抗党中央,竟下令右路军南返。党中央见张国焘坚持其错误，无意北上,便率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九月中旬,张国焘强令五军团返回阿坝，又令四军、三十军再越草地南下。十月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主席。
   张国焘同党中央分裂后,将南下部队分别集结于马塘、松岗、党坝一带。蒋介石发觉红军一部北上,大部南下时，立即沿大小金川布防,将刘文辉二十四军两个旅布防于大金川沿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杨森的二十军四个旅另一个团布防于小金川沿岸的懋功、抚边、达维一线;邓锡候二十八军一个团防守日隆关。蒋介石此时还不放心,又令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要他急令第五纵队司令、十六军军长兼五十三师师长李抱冰(李韫珩)派一个团赴丹巴协防,妄图凭借优势兵力和大小金川的险要地势阻止红军南下。

十月七日,四方面军总部为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通道，实现在川康边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发布了《绥崇懋丹战役计划》。计划以五军团、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组成右纵队,沿大金川右岸前进,抢占绥靖、丹巴，以四军、三十军、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大部组成左纵队,在大金川以东发动进攻,夺取崇化、懋功。

十月十二日,南下红军攻占绥靖后,继续沿大金川而下,十四日，以猛烈火力击溃巴底南街两团守敌，乘胜挺进,直逼丹巴县城。坐镇丹巴指挥的川康边防二旅旅长余松林和丹巴县伪县长周文澡见大势已去,便破坏索断桥、西河桥,砍断甲楚桥,放火烧了丹巴城内部分住房,分几路向康定、乾宁方向怆惶溃逃。一路沿大渡河而下退守康定县孔玉区,一路逆牦牛河而上退至康定、丹巴交界的大炮山和丹巴临界的乾宁,一路经大桑、革什扎退至乾宁。余松林、周文藻等也狼狈地顺大渡河逃至康定。十月十六日,红军胜利进驻丹巴县城。

十月十二日,张国焘又发布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主力红军渡过大渡河，分兵两路:一路溯小金川而上,经岳扎、半扇门、太平桥向懋功地区挺进;一路顺大渡河而下,由梭坡藏民弄比向导进入懋功潘安后,向汉牛方向而去。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留驻丹巴,组建和巩固丹巴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六年三月,为进一步巩固丹巴革命根据地,总部又派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长徐深吉)驻防丹巴。

张国焘不顾中央“南下没有出路”的警告,大举南下,广大红军指战员在错误路线指导下，仍发扬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从十月至十二月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先后占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天全、芦山宝兴等地,但由于在名山百丈地区遇到强敌的反扑,加之战斗频繁,无法建立根据地，兵源的补充、物资的供应都非常困难,面对严峻的形势，部队不得不退回天全、芦山。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敌薛岳部六个师配合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疯狂进犯，康定之敌李抱冰也以三个团的兵力向丹巴进攻，四方面军处于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难以与敌长期周旋的境地。二月十一日,红军主力陆续撤离芦山和宝兴,从懋功、金汤向丹巴集结。按照二月中旬四方面军总部发布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由李先念、刘伯承、程世才率领的先头部队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和四方面军直属一部于二月下旬经丹巴革什扎、大桑、边耳,翻越党岭大雪山,于三月一日占领道孚,主力红军在丹巴稍事休整后,也沿先头部队开辟的道路,向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前进。总部领导人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也先后到丹巴，向驻防丹巴的董振堂、徐深吉等做了有关指示后，翻越党岭山去了道孚。三十一军、九军二十五师则由丹巴、道孚南下,钳击乾宁,守敌李抱冰五十三师一部弃城逃往康定,三十二军、九军二十七师在懋功以南地区完成掩护主力转移任务后,也经丹巴翻越党岭山去了道孚。

一九三六年七月初,驻守丹巴地区的红五军与三十一军九十一九十一师组成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沿大金川而上,经大巴旺、巴底向绥靖方向挺进。